“民族主义具有托克维尔所说的“本能的爱国主义”那种轻率的激情，但还多了一种使本民族发展滞后的护短情绪和向外宣泄的破坏性情绪–仇外排外。民族主义往往还具有“本能的爱国主义”那种把国家人格化，拿君主当国家化身的特点。轻率、护短、仇外排外，再加上把国家人格化和视君主为国家化身，极易被政治野心家及其文化附庸诱向一个危险原则：爱国就是忠于国家政权。这一原则把人民的权利典押给政权，使爱国主义蜕化为对现实的奴颜婢膝，因而成为使强权永久化的工具。此外，民族主义是依恋故土和本民族的朴素情感无限夸张和过度膨胀的产物，它具有团体自恋倾向和夸大自己的民族、国家的历史、文化特殊性的倾向。团体自恋使民族主义与批评性的自我分析不相容，而批评性的自我分析却是一个民族在失误中得以走出迷误的自我矫正力量，从而也是防止灾难的基本条件。至于夸大特殊性的倾向被政客强化，便有了置特殊性于普遍性之上，藉此拒斥公理的特点。
……
正是后一种忠诚和关怀使得对祖国的爱并不模糊他们的是非感，不削弱他们对公义的尊重。在这些人身上，爱祖国最深切地表现在对于祖国文明、进步的热望和致力于使祖国成为全体人民自由和幸福的保障。这种爱类似于托克维尔说的富于理智的爱，但又超越了它。因为，对祖国的进步、文明和人民生存状况的关注意味着一种更具责任感的爱。这种责任感要求对自己的民族、国家的历史和现状进行批判性自我反思的精神以及兴利除弊的决心。他们忠实地为祖国服务，而当国家处于停滞和衰颓之际，他们不顾个人安危地为革除形形色色使祖国蒙羞含垢的丑恶现象而奔走呼号；当国家沦为某些人的囊中私物而陷于黑暗之时，又是他们勇敢地揭露黑暗、撞击黑暗，并致力于唤醒酣睡中的主权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