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之为业，业内与业外理解有很大差距。在一般人，特别是不懂外文的人看来，只要懂外文（不论程度如何）的中国人，拿着字典就能对付。惟内行知其艰苦，知道对一名合格的译者要求有多高—-需要精通本国和对方的语言，熟悉所译的专题，跟上原作者的思维和广博的知识，等等。在这一切之上，还要有高度责任感和敬业精神，不做唬老百姓之事。但是这里有一个悖论，具备这样条件的人往往更愿意自己从事研究著述，而不翻译他人的著作，因为在多数情况下，这毕竟是为人作嫁。前辈大师如严复、鲁迅、巴金等从事翻译是抱着“偷天火”的精神，以此为“治愚”（严复语）的启蒙工作。他们创作和翻译两不误，都可以传世。还有一种情况是翻译本身就是专业研究，如傅雷译巴尔扎克及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多夫》，朱生豪译莎士比亚，其译文也成为经典。继承这一传统，随后的一批外国文学专业研究者，其翻译著作也是研究的一部分，并蔚然成家，尤以法国文学令人瞩目。此类文学翻译之成就可以使我国不懂外文的学者从事外国文学研究专业，以至于相当一段时期许多大学的这个专业设在中文系下。尽管我本人对此一直持保留意见，但外国文学译著之规模可见一斑。然而，现在我要说的，是一个很特殊的颇具讽刺意义的现象：改革开放后，学术研究的繁荣与翻译著作的总体质量，居然形成了反比。这是我国1949年以来特有的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