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之为业，业内与业外理解有很大差距。在一般人，特别是不懂外文的人看来，只要懂外文（不论程度如何）的中国人，拿着字典就能对付。惟内行知其艰苦，知道对一名合格的译者要求有多高—-需要精通本国和对方的语言，熟悉所译的专题，跟上原作者的思维和广博的知识，等等。在这一切之上，还要有高度责任感和敬业精神，不做唬老百姓之事。但是这里有一个悖论，具备这样条件的人往往更愿意自己从事研究著述，而不翻译他人的著作，因为在多数情况下，这毕竟是为人作嫁。前辈大师如严复、鲁迅、巴金等从事翻译是抱着“偷天火”的精神，以此为“治愚”（严复语）的启蒙工作。他们创作和翻译两不误，都可以传世。还有一种情况是翻译本身就是专业研究，如傅雷译巴尔扎克及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多夫》，朱生豪译莎士比亚，其译文也成为经典。继承这一传统，随后的一批外国文学专业研究者，其翻译著作也是研究的一部分，并蔚然成家，尤以法国文学令人瞩目。此类文学翻译之成就可以使我国不懂外文的学者从事外国文学研究专业，以至于相当一段时期许多大学的这个专业设在中文系下。尽管我本人对此一直持保留意见，但外国文学译著之规模可见一斑。然而，现在我要说的，是一个很特殊的颇具讽刺意义的现象：改革开放后，学术研究的繁荣与翻译著作的总体质量，居然形成了反比。这是我国1949年以来特有的现象。”
领导的傲慢
平心而论，顾校长认不出篆体的“侉”字，一点也不奇怪。他是学物理的出身。漫说他是搞理工的，钱钟书、吴晗这样搞文史的人也一样有认不出字和说错话的时候。不要动辄拿清华当年如何如何与今天相比。当年，钱钟书数学不及格、吴晗数学零分照样上清华，现在他们再考清华试试！总分那么低，一边凉快去。有个蒋老师想复古，提倡中小学生读四书五经，殊不知学生专读四书五经的时代，他们是不必学数理化与生物的。
顾校长之错就错在他出席那么重要的场合，代表学校与大陆学界送人家礼物，居然不肯礼贤下士先预习一下“功课”。这当然不能用校务繁忙或精力不济之类辞令来解释。用句不中听的俗语说，就是“吊儿郎当惯了”。
记得在《南方人物周刊》今年第8期上读到清华教授陈丹青的专访，其中有几句话令我心灵震撼。他说：“一次是2002年清华贺书记听取清华人文艺术学院工作意见，后一次是去年新任顾校长听取党外人士意见。我记得在场领导和其他教师都很礼貌地倾听，没有人接话、附和、回应。我从未天真到期待回应，只是说出来，就像对着空屋子讲话。我没听说，也不认为这类意见会上达教育部……今天还没出现这样一个空间：你假定某个部长期待知道哪项政策有问题，然后你告诉他，他会着手想办法改变，不，至少在教育问题上我看不见这样的可能。”
netcasper：大概官大了都这样，我们公司所谓的open forum，大领导们都是只带一张嘴就好了，从来不见follow up。开始的时候英语不好，没勇气问问题，等后来听多了看多了，也就懒得问了，反正总是没有下文。不过为了防止大脑痴呆，还是坚持在私底下想一些自认为很尖锐的问题或者很有建设性的想法。